一张待定的校院权责清单

 
该放的没放下去 该管的没管好——  
一张待定的校院权责清单  
 

当下，高校正日益发展为一个功能强大且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从组织结构、生产结构来看，高校真正的生产单位是具有学术功能的二级院系。然而，目前校院两级的权力划分和权责关系现状是，该放的没有放下去，该管的没有管好；校院两级没有形成合力，办学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此，一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正在先行先试，探索从“校办院”到“院办校”，目标均指向院系主体地位的提升。

■本报记者 秦志伟

连续三次被本科生评为“我最喜欢的老师”；所授课程获得所在二级学院的第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58岁以后，仍笔耕不辍……这位学者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颜世安，今年65岁。历史学院内部传言，他即将退休，南京大学不再延聘。当该校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证实这一消息后，为颜世安感到惋惜，也对学校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公开发文表达了不满。

事件发酵后，南京大学第一时间表态将调查此事。但20余天已过，调查结果仍未可知。根据《中国科学报》记者掌握的最新消息，该校历史学院拟以学院的名义返聘而不是继续延聘颜世安，但同样需要上报学校人事部门审批。

事件的焦点之一是，一个二级院系对延聘教授等是否拥有自主权，或者说，作为办学实体的二级院系到底拥有哪些自主权？

“校为统筹协调，院为办学实体”是世界一流大学普遍采用的治理模式，但在我国，不少大学内部治理现状就像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郭德红等人调查发现的那样，“该放的没有放下去，该管的没有管好；校院两级没有形成合力，办学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这样的现象对于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全面实施“双一流”建设极为不利。因此，学者呼吁，要尊重二级院系在高校中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要明确其权与责。

“零和博弈”困境

当下，高校正日益发展为一个功能强大且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赋予其多重使命。从组织结构、生产结构来看，高校真正的生产单位是具有学术功能的二级院系，其通过学科专业建设、课程与教学实施、科研与技术转化等环节，实际提供着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智力服务。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本质首先意味着还原二级院系的学术本真。”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张继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记者了解，作为特殊历史阶段产物的“校为办学主体”的高校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当今高校发展的新形势。当下，一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正在先行先试，探索从“校办院”到“院办校”。部分高校相继启动相关改革，目标均指向院系主体地位的提升。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多年来，该校不断推进和深化“院为实体”的改革，先后经历以学科群整合为目的的院系调整，以支撑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二级办学、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以配合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改革为目的的二级资源分配改革，以“结构优化、减权增效”为目的的校部机关结构调整等。

“实践表明，这一改革涉及面广，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始终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和阶段性发展目标而不断调整具体内涵。”上海交通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蔡蕾告诉《中国科学报》。

她进一步介绍，从以往“院为实体”改革经验来看，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往往容易陷入校院权责“零和博弈”的困境。即较多地以对立的立场讨论校院之间责权利的划分，学校行政部门希望把握可对院系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和资源，学院则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尽可能宽松的政策。

蔡蕾发现，改革经常会发生事权以及事务管理基本运行经费支配权下移，重大财权、人事权及发展事项仍集中在校级层面的现象。

这也就是郭德红所说的“该放的没有放下去，该管的没有管好”。他向《中国科学报》介绍，这一问题实际是学校治理体系不完善、“放管服”改革不到位的具体表现，是制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瓶颈。

体制与文化相互强化

实际上，高校二级院系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从高校组织演变过程来看，高校权力重心具有向上漂移而基层权力式微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