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办学被禁，高校规模扩张何去何从

 
 
异地办学被禁，高校规模扩张何去何从  
 

异地分校、校区、研究院、教学点、医院……自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高校异地办学形式不断“翻新”，好不热闹。而这股热闹劲儿，即将偃旗息鼓。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要求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吉林、河北已出台相关政策响应。

随着这一纸令下，高校异地办学是否会走向历史终结？最近一次的高校规模扩张经历了新建校区、异地办学，下一个“出口”又将在哪里？

谁在越界

在异地办学的问题上，教育部门、地方政府、高校有不同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高等教育布局不符合国防发展需要为由，要求西迁的东部高校原则上不回迁，就地转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留在了兰州，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重点师范大学、重点农业大学、重点医科大学都有严格“标配”。

“把优质高等教育均衡分布在全国各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说。

而市场往往容易把优质资源吸引到最能产生效益的地区。异地办学经历了抢滩深圳和落户苏州、青岛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地级市两次热潮。如今，几乎所有的优质高教资源都在向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聚集。深圳（38所）、苏州（20所）、青岛（17所）成为我国三大闻名的“高校挖掘机”。

在这个过程中，异地办学出现了“新苗头”——中西部重点高校的“东建”“南下”。2000年西安交通大学设立了深圳研究院，之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5所高校相继在东部建立了研究院或分校区，并且其数量不断在增加。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廖霞在《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扩张模式与区域走向研究》一文中统计，截至2020年4月底，“双一流”建设高校异地办学中，西部流向东部20个、东北流向东部13个、中部流向东部15个。

当中，出现了异地校区强过本部的势头。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下建立深圳校区，其深圳校区的高考分数线事实上已超过本部。也出现了西部某名校每年将上千名专业硕士招生指标几乎全部投放到广东的现象。甚至有部分中西部省份办学中出现了“主校易址”的呼声，认为这些高校要真正融入大城市，必须把位于省会城市的校区变为本部。

“这些行为已触及高等教育均衡分布的底线，高校办学自主权过于膨胀。高校的办学地点早在大学章程中就已确定，大学章程相当于高校的‘宪法’。作为公办院校要服从国家的布局安排，高校没有权力改变办学地点，这是国内外高校一致的原则，即便是美国加州大学办分校也是服从政府安排的。”周光礼说。

他进一步指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如果西部高校“出走”或变相“出走”，毕业生将来大概率会留在东部，而不是去西部做贡献。从经济发展方面考虑，西部大开发需要人才，强调当地办教育、自己培养人才，才能做到与地方深度融合。

加之，多年以来，异地办学机构权属模糊、与母体差异甚大、教师分身乏术、经费来源争议大等问题导致矛盾重重。与其异地办校区，不如在本地另起炉灶自办大学，成为很多人的呼声。

正因如此，政府才做出了“严格禁止异地办学”的强干预。

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

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颁布异地办学禁令。事实上，2019年教育部便对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此次禁令，相比从前有所升级，如“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省内异地校区严控数量”“对于现存的高校异地校区逐步清理规范”等。

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林成华看来，异地办学应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两个维度解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教育“升级”，几年间我国高校数量由200多所上升为1000多所；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对“文革”后产生的人才断层，我国在三年之内新增了300所大学。第三次是1999年后，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依托名校办民校成为一种潮流，短短几年办起了近400所独立学院；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各地各高校异地建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区等。在第三次规模扩张中，重点高校是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