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熬夜，不科研？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晚10点，中国科学家的工作高峰

晚上9点，冯立端上一杯咖啡，坐到家里的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对于他这位科研工作者来说，每天的这个时候，是做科研的黄金时间。

看文献、写论文、写项目申请……专心致志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到后半夜了。冯立洗漱收拾完毕，躺到床上已是凌晨一两点钟。身体躺下了，头脑却还兴奋着，加上咖啡的加持，更是难以入眠。

早上8点多钟起床，吃早饭、赶到单位，一大堆事务性的工作正在排队等候。指导学生、开会、接收各种微信和邮件的通知，还有隔三差五就要做的统计论文数量、提炼研究进展。最令人头疼的是财务报账，复杂的规定让“学霸”们头晕脑涨。白天的时间像被撕碎的布条，根本没法拼成完整的图案。

“可是科研工作不是你思考10分钟，然后去做别的事情，回来还能继续做下去的，是吧？”冯立无奈地说。“85后”的他是某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最近已经因为睡眠不好开始吃不消，但即便这样，他仍不得不每天晚上泡上一杯咖啡，“享受”一天当中效率最高的时刻。

冯立的作息时间表在科研群体里并不鲜见。2012年，国际信息计量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信息计量学学报》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监测施普林格数据库中科技论文的下载情况，分析了各国科学家的工作时间。研究发现，科学家基本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从早8点到凌晨一两点都有人在下论文，中国科学家还会在晚10点形成一个小高峰；科学家基本没有周末，美国、德国、中国科学家的周末工作强度分别是平时的68%、64%和77%。

巧合的是，这篇论文也是熬夜“熬”出来的。论文的第一作者、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王贤文也几乎天天熬夜。一天，在施普林格数据库下载论文时，他突然发现数据库中有一个页面正在实时展示全球各地区读者下载论文的情况，其中很多地区正处于深夜甚至凌晨时段。这激发了王贤文的研究灵感。他带着研究生进行了连续半个月24小时昼夜不停的监测和收集，最终获取了180多万条数据，并据此勾画出全球科研人员的工作状态。

最近，王贤文等又进行了一个长时间跨度的追踪。“我们发现，最近20年来，全球科研人员的加班行为越来越普遍和严重，晚上熬夜和周末节假日加班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王贤文告诉《中国科学报》。

“没办法，内卷”

选择在深夜工作，一方面是个人作息习惯和科研工作的特性使然。

“科研是高强度的创造性工作，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说。

在王贤文看来，科学研究是一种兴趣驱动的职业，很多科研人员为了一项研究废寝忘食、加班工作，是出于对科研的热爱。新的科学发现带来的快乐、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承认带来的满足感，都是对科学家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然而，很多时候，熬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白天琐事太多。”刘永谋“吐槽”说，“大学、科研机构里，行政性、程序性的事情太多，尤其是财务报销，各种要求不仅繁琐，还经常变化，搞得人不胜其烦；还有项目申请书，一写就是几十页、上百页，各种说明、愿景、方法……天花乱坠，格式、字体、标点符号等‘套路’层出不穷，非常耗费时间。”

在刘永谋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行政化是导致“其他事情”太多的重要原因。“考核太多、表格太多、程序太多、管得太多，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最近，国家已经想了很多办法给科研人员‘减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通过简化预算编制、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等措施，进一步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刘永谋说：“另外，近些年来，中国科研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国家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投入大量资金。对科研工作者的期望越高，制度上形成的压力就越大。与20年前相比，评同级职称所需要的成果数量大幅增加，数量之下有多少‘水分’不好说，但数量增加肯定说明工作量也在大幅增加。”

对这一点，冯立深有体会。“没办法，内卷。事情越来越多，白天搞不完，只能晚上弄。”冯立叹气说，“原本两个项目就够你忙的了，但你现在要接5个才能养活团队，因为每个项目给人员的支出太少了。国内教师普遍带的学生也比较多，有些学校对学生发论文还有很多要求，其实并不是很必要，但这些都增加了科研人员的工作量。学生的论文需要一遍一遍地改，非常耗费时间。”

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