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学者热议！疫情大考后，中国医学教育怎么改？

 
 
十学者热议！疫情大考后，中国医学教育怎么改？  
 

新冠疫情是对各国医疗实力的一次大考。这场考试中，中国第一个进入考场，也最早基本交卷。

整体上看，4.26万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更多的奋战在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但是，这场疫情依然暴露出了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比如基层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导致大量病人涌入三甲医院、非感染科呼吸科医生应对疫情的能力稍显欠缺等。

如何从根本上弥补这些漏洞？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体系，从而培养出专业能力更强的医务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主持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医学教育”论坛中，国内各大医学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

参与论坛的全部专家包括：

优化人才比例，培养更多基层全科医生、公共卫生人才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柯杨教授观察到，在疫情中，由于基层医疗不够强大，大量病人“挤到三级医院，挤占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甚至可能因为聚集而造成疾病的进一步扩散和传播”。她认为“80%的轻症新冠患者都应该在基层医疗中得到指导和治疗”。

陈国强认为，分级医疗体系是合理使用医疗资源的合理方式，但要保证这一体系的顺畅运行，就需要基层全科医生做到“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而柯杨又强调，医疗需要分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学人才有高低贵贱之分。”

事实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全科医学的重要性。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的迟宝荣教授介绍说，2010年以后，国家设立了全科医学专业，“但是目前，全科医师的培养模式还不清晰，基层教学设备不齐全，培养质量不高。现在，我国平均每万人口的全科医师数只有2.2人”。

除了全科医生不足，在疫情中人们也常常谈论“公共卫生人才短缺”。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指出，“重治轻防”的问题既存在于医学院校内部，也存在于整个社会。其结果是在教育上，临床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教育完全分开，“几乎是平行关系”。

他说：“临床医学专业中，尽管我们开设了一些公共卫生课程，如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等，但是对于这些课程，学生和老师都普遍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预防医学专业的教学通常更重视理论，对于到疾控中心、人群现场的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学生在卫生政策、医学信息、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也不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洪兵认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应该是公共卫生教育与临床医学教育的融合，“临床医学教育团队中要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教师参与，公共卫生教学中也希望有临床医学和其他不同学科的教师参与”。

迟宝荣也关注重治轻防的问题，并认为应当“科学调整临床与公共卫生等不同专业的人才结构比例”。

无论是要培养更多基层全科医生，还是更多公共卫生人才，都涉及到医学教育中最基本的“分类培养”制度。沈洪兵说：“医学院校要分类，既有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院校，也有培养基层卫生健康人才的院校。”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主任颜虹教授也说：“国内200多所医学院校，遍布东西南北，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各方面条件都不相同。所以，每所医学院都应该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应对突发疫情：各科室医务人员都有责任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万学红教授注意到，在疫情中不同科室医护人员的应对能力有所差异。他说：“在这次疫情中，武汉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发生了医护人员感染，但呼吸科医生的感染比例很低。这说明和呼吸科、传染科的医生相比，其它专业的医生对重大急性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和自我防护能力还有待加强。此外，不同专业的医生都参加了新冠肺炎的救治，许多医生对呼吸系统疾病并不熟悉，这导致在疫情早期，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相对较低。”

近年来，非典、甲流、新冠等各种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相继流行。这些疾病传染性强，防控难度大，且不断出现新的变种。培养所有专业医学生应对这些疾病的能力势在必行。但是正如万学红所说，在2016版的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中，对传染科的实习要求并不明确。他希望“在再次修订时，可以对重大传染病的应对能力、传染科的实习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