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寄生虫研究的“父女双院士”

 
 
扎根寄生虫研究的“父女双院士”  
 

唐仲璋（左）逝世前一个月与女儿交谈。

唐仲璋（左三）家中指导研究生。

唐崇惕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野外实验室工作。

如果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年轻、刚出校门，我还要选择寄生虫学这门科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即便再有一次生命，我选择的也将是这项事业。——唐崇惕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欧阳桂莲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崇惕为纪念生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仲璋诞辰115周年，也为支持生命科学领军人才培养，向厦门大学捐赠了100万元设立“唐仲璋生命科学育人基金”。

作为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家，唐崇惕平日生活虽朴素，却毫不“节约”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心力。

“女承父业”，成就“父女双院士”

对于出身于寄生虫病研究世家的唐崇惕而言，“女承父业”这四个字的背后，是一段传为佳话的动人故事。

她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教育家，我国寄生虫学开拓者。12岁便成孤儿的唐仲璋通过半工半读励志求学，在人体、经济动物及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病原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付出一生心血，对我国寄生虫病害的防治和寄生虫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寄生虫科学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唐崇惕耳濡目染，早在大学时代，就跟随父亲深入血吸虫病区、丝虫病病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和防治工作。

她的治学方向和远大志向，在父亲的影响下，清晰而坚定。

1954年，唐崇惕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成为著名动物学家张作人的助手，协助科研并指导研究生的实验工作。1957年，唐崇惕调到福建师范学院，又成为父亲的助手。在父亲的学识和学风熏陶下，她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上世纪50年代，有一种世界性分布的人鼠共患西里伯瑞氏绦虫病，在福州附近各地广泛地传播，就连食谱简单的八个月大的婴儿都深受其害。唐崇惕和她的父亲牵挂此事，寝食难安，下定决心要为此做一些努力。在一次次的家访中她发现，这名婴儿曾在地上抓食猫饭，猫饭中有一种蚂蚁，很有可能就是绦虫病的宿主。

经过废寝忘食地取样、试验、解剖和观察，唐崇惕终于在预想的传播媒介里发现此寄生虫的幼虫。在用培养皿保存好幼虫后，唐崇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父亲和“战友”。还在吃饭的父亲放下手中的筷子，二人重回实验室，在显微镜下不断求证、绘图，终获成功。

就是这样的“传帮带”和“并肩作战”，成为父女之间联系的亲密纽带，也成为他们共同回忆的美好岁月。

上世纪70年代，父女两人来到厦大工作。

1980年，唐仲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1年后，唐崇惕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父女共同从事寄生虫学研究，又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为一段佳话。在外公唐仲璋和母亲的悉心教育与培养下，唐崇惕的儿子也成为从事寄生虫学研究的学者。祖孙三代攻克课题并发表论文，也成为一段美谈。

如今，唐仲璋已经离开了，而那个定格了父亲过世时间的钟，成为了唐崇惕对父亲永恒的记忆。

被称为“科研候鸟”的“女汉子”

回忆起跟随父亲从事教学科研的往事，唐崇惕目光愈加柔和。

她深情地说：“父亲常常对我讲，教学和科研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科学研究是探究自然规律的真理，教学是传播真理。父亲潜心科研、爱生如子，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

早年间，条件艰苦。唐崇惕带着简陋的显微镜和解剖器材，足迹踏遍了寄生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从东海之滨、江南水乡到关外的大兴安岭南北麓、内蒙古大草原，从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场和伊犁河畔，从山西黄土高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到山东黄河之滨，这位不折不扣的“女汉子”用脚步丈量土地，甚至被门下的研究生戏称为“科研候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