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王绶琯院士！心系中国科学未来，他开启别样“实验”

 
 
送别王绶琯院士！心系中国科学未来，他开启别样“实验”  
 

1月28日，98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创始人王绶琯先生与世长辞。

1993年，由于王绶琯对中国射电天文学事业的开拓性贡献，紫金山天文台将317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而作为“为明日杰出科学家创造机遇”的领路人，王绶琯也被科学后辈们尊敬而亲切地称为“科学启明星”。这正是来源于20多年前，王绶琯的一场“反躬自问”。

“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推进，负责并成功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

他在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科学家共创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成为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项目。

在新世纪来临前，已过古稀之年的王绶琯却在思考一个与自己科研工作并无直接关系、却关乎中国科学未来的问题：

“当我们回顾这许多年里，在青少年科技活动中曾经留下印象的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一个个人们曾经殷殷期许的将来的国之栋梁时，我们不免问道，其中许多当年的‘将来’已经变成今日的‘现在’，而当年寄予厚望的少年们，现在你们都在哪里？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找到了并且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又有多少人已经在祖国的科学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真诚地坦露自己的思虑与心声：“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如果关心多一点，主动一点，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变？”

王绶琯曾系统地研究过“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他发现科学史上有个现象带有规律性，即杰出科学家的首次创造高峰，一般出现在30岁之前，如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达尔文22岁至27岁环球考察；波尔28岁提出量子论的原子模型；海森堡25岁提出测不准原理；泡利25岁发现不相容法则；狄拉克28岁提出反物质理论；李政道、杨振宁30岁时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沃森和克里克25岁时一道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他将此现象称为“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认为这个“年龄规律”，应该是科学人才早期培养的客观依据。

“牛顿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位懂得科学的舅父，他就可能被留在家中务农。华罗庚如果没有得到熊庆来的提携，就不会有日后的卓越成就。”王绶琯曾说，“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当他30岁左右时，就在他的‘主领域’作出了‘成名的贡献’，那么，也许在他24岁左右，就已投身这一领域。所以，青少年十六七岁时，就是其探索人生、发现自我的‘志学’之年，这个时候能否得到‘走进科学’的机会，至关重要。这个问题，对政府，应属谋国方略；对科学界，是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首都科技界机构林立、人才荟萃，是有能力为青少年承担起这个责任的。”

为此，1998年，75岁的王绶琯提笔致函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希望一同呼吁“开展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为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生组织“科研实践”活动，让他们置身科学气氛浓厚的环境，使他们能在需要开扩眼界、寻求方向的时候得到引导；在他们的科学青春之始，及时得到良师益友的熏陶；接触机遇，理解机遇，包括振兴祖国科学事业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他期望那些最终立志献身科学的青少年，将因为在这一关键时期得到社会关爱和前辈提携而终身受益，即使有些人最终分流到其他岗位，也会因这一时期打下科学基础而受益终生。

王绶琯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包括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功勋在内61位院士科学家的积极支持，联名发出了《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

61位科学家发出倡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科普领导小组、中国科协青少年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技术交流中心、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科委8家委员单位的支持，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景山学校、北大附中等，成为俱乐部最早的一批基地学校。

1999年6月12日，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四中举行。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作首场大会报告。

一场“为明日的杰出科学家创造机遇”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