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1.5℃的目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温控1.5℃的目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多模型比较框架揭示中国长期低碳转型路径问题  

2016年11月11日，《巴黎协定》正式提出“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下”，这一目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将走怎样发展路径？

作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研究专家，段宏波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自2018年起，他开始着手研究。然而，令他意外地是，能够回答且被国际公认的“科学性结果”，居然几乎全部来自国外的研究。

“他们有着先进的综合评估模型技术，基于其模型的相关研究结果，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平均每5年一轮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的重要参考。”段宏波解释道，所以尽管有些研究与我国实际有差异，但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科学性研究，在国际气候谈判上也会处于被动。

“我们必须有自己原创的综合评估模型技术，增加气候谈判的底气和话语权。”他深知此举颇难，但必须要做。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宏波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汪寿阳等组成的国际团队建立了多模型比较框架，首次分析了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下中国的长期低碳转型路径问题，在国家总体和关键部门两个尺度上，给出了未来碳和非碳可能的近零排放路径，这对提高我国减排战略及政策制定的可靠性，同时推动综合评估建模理论的发展都有着显著意义。相关成果发表于4月23日在《科学》杂志。

“众说纷纭”求真知

目前，气候变化仍是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2020年9月，我国进一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并提出目标：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进程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中国未来碳排放的演化趋势与未来经济增速、技术进步、能源效率的改善、能源碳强度与能源结构调整，及其各要素间的关联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也因此，全球相关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路径和目标可行性都极为关注，但远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国内外学者有着各自的模型。一方面，由于国外模型研究起步早，他们的模型相对更有影响力，但他们刻画我国的情况未必真实；另一方面，不同模型各有差异，比如究竟每年花多少钱来做这个事儿，不同模型可能有3-5倍的差距。众说纷纭下，决策者‘无所适从’。”段宏波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也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比如：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能源与气候政策目标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实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碳达峰目标比较容易地实现，甚至认为中国2025年之前即可达到碳排放的峰值；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在2030年达峰之前快速增加碳排放，以使自己达峰后仍然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排放空间。

2 ℃升温将给中国带来近4%的累计产出损失，高于全球2.3%的平均水平，而1.5 ℃目标下的经济损失则高达9.5%。“我们从国家层面专门针对1.5℃目标下中国能源、经济和技术挑战的研究尝试依然较少，更不用说基于多模型比较框架。”段宏波表示。

综合评估模型是刻画复杂的气候-经济动态交互，研究最优气候政策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段宏波和汪寿阳希望集成现有全球知名模型和新的国家模型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估模型，以期探讨中国达成1.5℃温控目标与碳中和目标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排放路径、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将意味着什么。

“多模型”构建之路颇不易

这是第一次由我国科学家团队主导，联合国际知名模型团队开展的气候目标综合评估跨模型研究。然而，从参与到主导的转变，段宏波坦承一路“并不易”。

这其中十分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创建了考虑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负排放技术等复杂技术体系的中国能源一经济一环境(E3)系统集成模型，这是该项研究中中国独立区域的综合评估模型。

段宏波介绍，E3模型由宏观经济、能源技术和气候三大模块构成，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基于政策驱动的logistic多重技术扩散机制。与传统模型不同的是，它可将多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联性集成在同一个模型系统中，进行全面刻画是客观准确分析未来我国能源与碳排放演化。目前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及中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模拟与评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