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

 
 
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  
 

【破“四唯”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时强调，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关键要解决好“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的问题。

4月11日，本报在头版头条刊发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张跃明从基础研究的源头进行创新，攻克工业机器人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并将论文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典型报道，为不懈努力执着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鼓与呼。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多月来，这组系列报道引发了科技界、教育界“破‘四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大讨论，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聂祚仁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百哲、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院士等相继致信本报编辑部，反映分类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人才评价指标单一化等现实问题，呼吁有关部门继续深化改革，构建健康学术生态和唯“实”考核评价机制，健全科技成果和人才的分类评价体系，移除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顽瘴痼疾。

毋庸讳言，这些呼吁的背后，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国报国的满腔热忱与急迫心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聚焦“四个面向”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逐步确立，激励创新的环境正在形成，带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当前，还有不少科技成果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沉睡，在国际期刊的论文里束之高阁，没能有效转化到经济主战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部分指标出现下降。

记者深入采访发现，这与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者缺乏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意识，科学管理政策、人才评价机制和知识产权政策不协调，部分科研工作者热衷于拿项目、发论文轻视科技成果转化等有一定关系。陆大道院士为此大声疾呼，科技界需要进一步聚焦“四个面向”，来一场思想观念大解放，明确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写什么样的论文，为了什么做科研；国家有关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要进行一场敢于触动利益的改革。

科技成果评价遭遇现实尴尬：转化成功不如多发SCI论文

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并成功实现产业化和发论文孰重孰轻，人才评价导向怎样更科学合理？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近七成网友赞成“成果产业化效果好”的，仅有16.6%的网友选择“科研论文发得最多”的，认同“海外留学经历”的不足0.03%。

然而现实并非与公众的认知一致：记者在采访中陆续收到国家纳米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反映，单位评价体系主要看重论文，每年评聘高级职称的名额较少，而且主要名额用来引进国外人才；国内本土科研人员即便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产业化成果也得不到认可，因为不符合本单位的学术发展需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在来信中证实：“当前科技界人才评价体系僵化单一，论文指标导向明显，产业化成果在职称评审中不被学术圈认可，让很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在职称评聘中很受委屈”。

记者深入调研发现，这种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偏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院所十分突出。有的教师科技成果转化业绩出色，得到所在省市部门的大力支持，技术成果作价7000万元，却连续申报教授职称十多年仍落榜；有的学者搞产业化，因为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克服理论验证、中试、资金投入、国际市场竞争等“四座大山”，结果像张跃明一样论文发得少，熬到了50岁还评不上高级职称。

科技成果转化成功还不如多发论文，这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的调研显示：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1986年至2019年累计资助基础研究项目56.49万项，产出394.27万项研究成果，但相关成果很少及时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