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简”科学家董宇辉

 
 
“至简”科学家董宇辉  
 

董宇辉的办公室里几乎没什么装饰物，环顾四周，唯一“有点看头”的就是墙上贴着的两张大纸，一张印着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效果图，另一张印着这个装置的管理进度表。

董宇辉不喜欢把事情搞复杂。“大道至简”是他奉行的人生哲学。

然而，作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副总经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董宇辉的哪项工作都不可能“简单”。于是，在实践中，他摸索出了一套化繁为简的办法：遇到复杂情况，做与不做的准绳就是六个字——于国于民有利。

董宇辉（倪思洁摄）

“国家有需要，我就回来”

追求“至简”的董宇辉，日子过得并不寡淡。1997年，年仅27岁的董宇辉已经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博士后，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资助下，这年9月，他去了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材料工程系进行访问研究，一年后成为客座研究员。这所大学位于意大利北部，紧邻阿尔卑斯山，与奥地利接壤。董宇辉平时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周末只要天气好，他就和妻子出去看看风景、徒步旅行。

2000年，董宇辉纯粹而平静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选项。他的老师、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冼鼎昌院士告诉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改造工程需要建一个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希望他回国做这件事。

董宇辉清楚这个装置在老师心中的分量，更知道它对于我国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发展有多重要。我国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研究最早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获得诸如猪胰岛素空间结构等重要成果，但是，随着国际同步辐射大分子解析手段越来越强，我国逐渐落后于国际发展潮流。国内科研人员想做蛋白质结构分析，必须把样品拿到国外去。冼鼎昌曾倍感愧疚：“我们欠生物学家一个情。”

接到老师的邀请后，董宇辉告别了同事，和妻子一起打包好行李回到国内：“没有想太多，国家有需要，我就回来。”就这样，刚刚30岁出头的董宇辉成为我国第一个同步辐射装置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设计建设的负责人，而这个实验站也成为他人生中主持的第一个大项目。

实验站建设开始后，董宇辉经常没日没夜地在一线做调试。不过，他的日子依然纯粹，董宇辉的“搭档”是他的同门师弟、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刘鹏，两个年轻人一个做上游的光束线，一个做下游的实验站，都奔向同一个目标——把平台建起来。

“需要‘跨界’，那就‘跨’”

建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时，董宇辉基本是边学边干。

实验站建成后要为生物学家服务，因此董宇辉必须知道生物学家在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跨界’，那就‘跨’。”材料学科班出身的董宇辉心想。于是，不去实验站一线做调试的时候，董宇辉就窝在办公室自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

2002年，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试运行成功。利用这一平台，我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同步辐射专用设备采集到蛋白质晶体完整、成套的衍射数据。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之后，实验站正式向用户开放。2003年12月，清华大学饶子和教授团队利用这一平台，解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SARS冠状病毒蛋白质的晶体结构，并将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

200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常文瑞院士利用这一平台，测定了菠菜的光合膜蛋白晶体结构, 研究成果以封面形式发表于《自然》杂志。

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推动了我国分子生物学发展，也让董宇辉成功完成“跨界”。

沿着生物晶体学方向，董宇辉深入研究，首创出一种不需要反常散射或同晶置换即可解析全新蛋白结构的新方法，被美国物理学会的同行评价为“相位解析问题上的重要进展”。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对参与衍射的蛋白质晶体尺寸进行校正、使得必需的衍射画面数目降低一个数量级等方法，并推动了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应用于晶体结构解析的技术进步。

“想太多反而走不快”

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实验站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让董宇辉觉得与有荣焉。但很快他心里不安起来：“我们的机器太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