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大循环 倒逼内陆城市体制机制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之初，国外市场的需求大幅萎缩对我国外贸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但是自7月以来，我国出口货量急剧上升，出口集装箱需求猛增，不论是海运市场还是中欧班列，都出现箱源紧缺、运费飙升、周转延迟现象。可以说，对于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的沿海地区而言，今年的外贸形势就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事实上，除了疫情因素之外，外贸也经常受到国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些贸易依存度较高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日前，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笔者认为，与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巨大的优势，即用国内市场的确定性对冲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让经济实现更加平稳和健康的发展。

虽然，中央提出在新格局下要以立足于国内大循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陆地区可以只注重国内贸易，而忽视原本对经济拉动作用就不大的国际循环。相反，笔者认为，内陆城市需要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因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中，大部分内陆城市的开放程度仍然太低，且这是导致内陆和沿海地区在体制机制、营商环境上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已经有很多的报道和学术研究都肯定了对外开放带来的外贸和外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技术进步。但是，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即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国内的体制机制转型。

图1是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贸易依存度指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图1显示，除了上海、广东、江苏、天津、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山东这几个沿海省份，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并不高。山西、内蒙古、湖北、湖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的外贸依存度不到10%，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新疆的外贸依存度也不足15%。可以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不是参与国家贸易分工的程度太深，而是参与程度太浅，对外开放程度远远不足。

图1:2018年全国各省、直辖市的贸易依存度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

笔者在《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摆脱对少数关键企业的依赖》（澎湃商学院，2020-09-30）一文中曾经写道：营商环境的演化实际上内生于地区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会发展出怎样的营商环境。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国还有很多地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依赖少数关键企业发展，即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型企业。越依赖于少数关键企业的地区，越有可能演化出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行政方式方法、政策导向和市场环境。

但是，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却存在这样一个特例——上海。2019年，上海的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04%，民营经济占比仅在25%左右。上海的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资产占比为47.07%，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40.86%，利润占比为52.88%，远远高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甚至也高于湖北、湖南、陕西、四川、重庆、内蒙古等中西部省份（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税务报》2020年10月12日报道《上海民营经济逆势增长 产业加速升级》）。

为什么上海的国有企业占比很高、民营经济占比很低，但是营商环境却在国内首屈一指？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上海足够开放。上海在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同时，外资企业数量众多，外贸依存度高达89.23%（2019年数值）。作为内地最早开放的城市，为了能够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和引进跨国公司，上海必须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做到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外资、外贸。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上海不仅成长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成长为国内契约精神最强、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

除了上海，苏州的起起落落也带来同样的启示。中国加入WTO后，苏州抓住国际产业资本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的机遇，积极实施招商引资战略，新增外资发展迅猛。2012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91.6亿美元，达到历史巅峰。这些外资主要流向了制造业，使得当时的苏州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然而，2015年开始，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量的外资企业开始撤出苏州，迁往东南亚低劳动成本的国家。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苏州模式”不行了。但是，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同时，苏州的生物医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核心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