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这盘棋”，科技国家队这样下

 
 
生物多样性保护“这盘棋”，科技国家队这样下  
 

“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科技支撑非常重要。”在10月10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于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张亚平开门见山地说。

如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看作是一盘大棋，经过数十年的布局，中科院的这盘棋已经形成多网联动、效益叠加、示范引领之势。

在10月11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开幕前夕，由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与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办、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承办的此次生物多样性成果发布会具有深意。“总结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可以提升我们保护的信心；另外，也可以通过评估发现一些问题，来规划我们的未来。”中科院院士魏辅文表示。

执“先手棋”，布局平台多网联动

“调查、保护、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研究是中科院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点布局之一。”张亚平表示。通过多年布局，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保护和研究等方面，已经构建了多个系统性的网络。

生物多样性监测是保护的重要一环。2004年，中国科学院在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落下一颗重要的“棋子”——建设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目前共建成24个大型森林动态样地和50多个面积1至5公顷的辅助样地。样地总面积达到580公顷，标记的木本植物1827种245万株，代表了中国从寒温带到热带的地带性森林类型。

在CForBio的基础上，2013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启动建设，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个方面的10个专项网和1个综合监测管理中心。

这些监测网已经收获了一批珍贵的资料。目前兽类网在全国已经布设红外相机超过5000台，拍摄到红外图像500多万张，涉及兽类110多种，鸟类370多种；鸟类网用卫星追踪器标记140多种4000多只迁徙鸟类，40多亿条数据，据此建立了目前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鸟类监测最全的数据库。

不只是监测，中科院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也齐头并进。例如在藏羚羊、亚洲象、朱鹮等珍稀濒危动物数量明显增加，大熊猫也从“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的保护在全世界可能都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中国大熊猫野生种群已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00多只增长到如今的1800多只。”长期研究大熊猫的魏辅文说，这得益于我国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建立了67个大熊猫保护区。同时，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科学支撑，比如了解大熊猫的进化历史。

同时，中科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的研究，对61个物种实现了人工繁殖基础上的迁地保护、9个物种开展近地保护示范、20个物种开展回归试验示范。“十多年前发现漾濞槭时，这个物种全世界仅存5株。在开展人工繁殖技术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野外调查共发现12个分布点共577株，人工繁育苗木5万多株，并开展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性保护工作，使漾濞槭走出了濒临灭绝的风险。”中科院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对《中国科学报》说。

这些监测与保护工作背后，离不开专业的科学团队的支撑。作为科学“国家队”，目前中科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相关机构已多达40余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多个方面都处于引领地位。例如其15个植物园（含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总面积达68319.7公顷，占全国植物园总面积的67%；19个研究所的生物标本保藏和科普展示馆馆藏标本达1870余万份，占我国标本收藏量的一半；2003年开始牵头建设的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已数字化来自329个标本馆或博物馆的1635万份标本。

落“关键棋”：摸清“家底”服务国家需求

规模化的基础平台和系统研究为“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现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事实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科院就先后组织850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所进行了40多次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正在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即将启动的第三次新疆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等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和变化提供翔实的资料。”张亚平说。

通过一代代科研人员艰辛编撰的一系列志书，如《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中国真菌志》等，我国基本实现了在国家水平摸清主要生物类群和植被类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