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技兴国之是

 
 
求科技兴国之是  
——怀念查懋声先生  

2020年11月7日，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溘然长逝。作为一位爱国企业家和慈善家，查主席的求是精神和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传承。

1994年，查济民先生创办求是科技基金会，旨在奖助中国大陆的优秀科学家。当年，首届“求是奖”评选出包括邓稼先、于敏、周光召在内的10位杰出科学家，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重奖，在当时的中国科技界引发震动。迄今，求是基金会奖励了对国家作出过重要科技贡献的31位杰出科学家，颁发了16项科技成就集体奖。1995年，在陈省身、杨振宁、周光召等顾问的倡议下，基金会设立了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1996至2001年，求是基金会奖励了120位优秀青年学者，其中很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导者，包括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白春礼和现任院长侯建国，还包括包信和、张杰、杨玉良、张希等在内的一批大学校长。应该说，自创立以来，求是基金会对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07年，查懋声先生秉承父亲的理想，续写新的“求是”篇章。

我与求是基金会的结缘，始于2010年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这是我在国内获得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奖项。当时，我回国不久，常常忍不住对科技界一些现象提出批评，也因此陷入争议的旋涡。在这种情形下，求是基金会的认可于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当年11月初在福州的求是颁奖典礼上，我与查主席第一次见面，很快被他的豪爽和睿智所吸引。其间查主席问我如何把求是基金会的奖励计划做得更好，我当即回复：“重启求是青年学者奖”。

2011年，查主席专程来清华大学，畅谈中国科技发展，我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鼓励海外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科学家回国工作。我告诉他，目前以清华为代表的国内一流高校已经具备了和美国普通州立大学竞争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条件，但还无法与美国的顶尖高校同台竞争，原因之一是个人待遇相差很大，而国内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建议通过求是基金会的奖励来有效提高优秀青年学者的待遇水平，为他们回国创造一个额外的吸引力。查主席接受了我的观点，当即同意重启求是青年学者奖，决定给每位入选的青年学者分三年共奖励15万美元。同年，我正式应邀担任求是基金会顾问并负责求是青年学者的遴选工作。

在查主席的支持下，中断了12年的求是青年学者奖于2013年重新启动。我作为遴选委员会主席，邀请了19位各研究领域专家担任评委。迄今为止共评选出84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属顶尖。2013年第一批求是青年学者中的许晨阳已经开始享誉国际数学界。

自从2012年开始参与求是基金会的工作，我便有幸多次与查主席一起共事，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查氏家族在香港并非最富有，求是基金会的资源也不是特别丰厚。在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的过去10年，查主席一直特别关注如何让求是的“小钱”在中国科技界起到“大作用”。每一次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委员会会议，我们都会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每当有争议的时候，查主席总会提醒大家从国家科技大局出发，只要能更好地发挥求是基金会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只要能支持引进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他都会支持。他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纯朴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让我由衷感佩。他曾说：“求是基金会的出发点不是把我们家族或企业的名字宣扬出去，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国家科技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也许是因为查主席长我25岁、对我格外关照的缘故吧，在讨论求是基金会大事之余，他很乐于对我讲述自己过去求学创业的故事，他传奇的人生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查主席1942年在四川出生，7岁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初中毕业后赴海外求学。他在澳洲读书时，不止一次受到当地排华白人孩子的围攻。遇到这种情况，“跑是跑不掉的，只有打！怎么打呢？对方好几个人，我一个人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那就找准其中一个人，狠狠地打……”查主席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攥紧拳头、瞄准部位、使劲用力”，把这个打趴下之后其他人便一哄而散。他这样既有战略又有战术，所以每次都能以一胜多，几次之后那些孩子就不敢再来找他的麻烦了。长大后他又长期去非洲、去南美为家族纺织厂生意奔走劳碌，经历过很多危险，包括大大小小的内战和骚乱，几次险些丧命，直到1977年才返回香港。非常遗憾的是，2000年，正当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他却突然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判断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他顽强地接受了手术和长达几个月的化疗、放疗，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用勇敢顽强、坚忍无畏闯过了人生的这场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