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多，如何更好

 
五问博士生培养“质”与“量”：  
怎样算多，如何更好  
 

编者按

不久前，一则关于“清华一年博士毕业生数量相当于美国10所顶尖高校的总和”的信息引发公众热议。近两年来，“街道办博士”“辅导员博士”等有关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报道也时有耳闻。

面对日益“膨胀”的博士生群体，博士生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在博士就业多元化的趋势下，博士生培养体系如何适应社会变化？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高等教育专家、资深博导一起探讨，同时也倾听博士生本人的感受。

受访专家

陈洪捷   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振天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包水梅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李东风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赵庆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问题一

自1981年教育部下达《关于做好1981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始招收博士生”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增长，已从1981年的900人增加到了2020年的10万人。在您看来，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经济水平，这一发展速度是否合理？

陈洪捷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培养的博士数量还远远不够。譬如，高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依然有限，前些年为百分之二三十，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仍比例偏低，仅仅补上教师学历这块短板就需要培养大量的博士。

周光礼

10年前，高教界就曾有说法称，我国博士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事实上，当时超过美国的是我国的学术型博士。2011年，美国修改了博士生统计口径，将第一级专业学位（如法学博士）计算进来，我国突然发现，美国一夜之间年均博士生招生量增加了9万多。于是有专家反复呼吁，中国每年博士生招生量仅为美国的50%，应大力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受其鼓励，教育部决定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

在西方高校，学术型博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其他名校培养教授。如果从这一传统教育目标看，我国的学术型博士数量已经够用，没有那么多学术职位提供给学术型博士。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职业的知识含量提高，一些传统职业逐步高端化，逐步需要接受过博士教育的人来承担，因此我国专业博士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李东风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增加了100多倍，的确有些膨胀。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是质量。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博士生导师与现在的博导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博导大多是解放初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或归国人才，他们的经历、报国之志乃至于学术底蕴与现在的博导完全不一样。加之当时招生数量少，研究生质量还是有保证的。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大学扩招，学位点大幅增加，博士生招生人数也激增。但与此同时，导师队伍在不同学校的差距也显现出来，博士生质量难免有所滑坡。在我看来，招生规模必须严控，质量必须重视。

赵庆年

从社会发展视角来看，社会成员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发展进步越快。因此，就社会发展视角而言，不存在过度教育问题，也就不存在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过大问题。

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虽然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大量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需求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