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不妨再造几个“双十一”

就我国而言，当前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刺激消费应对疫情只是一件小事，疫情总会过去。如何持续提高居民消费欲望、降低储蓄率，才是中国经济长期转型面临的真正挑战。

负增长如约而至。2020年1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创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如此，全球各国也不乐观。刺激消费成为各国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多国政府向国民撒钱，我国多地政府发放消费券，但效果并不明显。

2020年1季度，我国居民个人存款较2019年末增长6.5万亿元，同比多增近5000亿元，而商品零售额却同比下降22%，钱包越来越鼓，消费越来越少。促消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心理问题，仅从收入端发力是不够的。

疫情期间，消费和生产同时停摆；疫情之后，企业复工复产，却因居民消费不足，出现营收下降。无奈之下，减员降成本，又加重消费低迷，导致复工复产在低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

这种低水平的均衡对应着经济增速放缓。要提高经济增速，需提振消费，以打破低水平均衡。好比让匀速60迈的车子提升到80迈，打破旧平衡必须踩油门，要借助外力。外力提振消费，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钱”，极端情况下，每人每月补贴1万元，不愁消费起不来。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西方国家给民众发钱。据苏宁金融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向民众发放现金补助。

就我国而言，也把促消费提升到突出的重要位置，却只发消费券，这是为什么呢？

国情不同。英美国家近一半的人隶属“月光族”，政府不发钱，吃饭成问题，反过来，政府发的钱，基本都会用于消费；而中国情况不同，中国家庭整体还是有钱的，从1季度居民存款大幅上涨（也称“报复性存款”，3月末存款余额较2019年末增长6.5万亿元，同比多增近5000亿元）可见一斑。

人们吃饭不成问题，这个时候，额外发钱只会转化为储蓄，相比之下，发消费券不仅能确保100%用于消费，还能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发挥更大的刺激效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4月15日，全国超过30个城市累计发放近60亿消费券，其中，杭州第一期以9410万元消费券拉动12.46亿元消费，杠杆效果超过13倍。

在经济学中，直接给民众发钱被形象地称作“直升机撒钱”——开着直升机在城市上空撒现金，谁捡到算谁的，一个词——白给！现金的印刷成本极低，开动印钞机撒钱，消费上去了，民众高兴了，何乐而不为呢？

钞票只是一张纸，背后却是对商品和服务的索取权。如果社会商品供给能力有限，超发现金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同时，当一国肆无忌惮印钱时，货币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汇率会大幅贬值（想开动印钞机，用纸张换取其他国家的真实商品，这是美元的特权），现金不能转化为外汇去追逐国际商品，只能在国内肆虐，印的越多，通胀越严重，直至恶性通胀。

恶性通胀下，货币以月、周为时间单位快速贬值，储蓄不再有意义，货币像烫手的山芋，人们要么尽快花出去，要么尽快换成外汇或黄金，国内货币体系崩溃；工作也变得毫无价值，人们宁愿花更多时间抢购商品，没人再踏实干活，生产供应体系崩溃。

恶性通胀，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承受。为避免恶性通胀，印钞撒钱必然有个限度，偶尔为之，不可依赖。既然是偶尔为之，民众预期到政府不会持续撒钱，撒一次少一次，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会把多余的钱存起来，而不是花出去。此时，撒钱促消费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撒钱属于有效的救济政策，为低收入群体的必要生活支出提供资金来源，却并非有效的刺激政策，并不能持续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结合历史经验来看，刺激消费的难点不在收入（收入的主动权在政府手里，相对好操作，如稳就业、降税补贴甚至直接发钱等），而在消费预期，或者说消费欲望。

人们不愿意消费或不敢消费时，仅刺激收入端是没有效果的。

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大前研一谈到日本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一代不如一代（老年人的消费欲望本来就低），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久久不能复苏；而年轻人之所以缺乏消费欲望，源于“对未来尤其是老年生活感到不安”。其实，日本老年人的福利待遇非常好，年轻人的不安，源于日本巨大的国家债务。